瑜亮并存，何须以高下区分之
(NJ)华夏中文学校中文教材“辩论”会纪实
郑良根纪录并整理 (原载《华夏园》2001.9.20)
2001年8月25日，NJ(NY,PA)华夏中文学校教师研讨会上，就北美中文学校现行两套主要中文教材高下优劣，如何取舍的问题，褒贬双方“唇枪舌剑”，针锋相对，进行了一场专门的”辩论”。这场辩论成了研讨会最精彩的节目之一，对于如何评价这两套中文教材，也对于中文学校的教务管理，可谓具有特别的意义，特记之。
问题的由来,
是华夏现有11所分校，分别采用《标准中文》（人民教育出版社）和《中文》（暨南大学出版社）这两套教材，亦有在近年间更换教材的。这给全校的教务统筹，教学鉴定和学生转学等方面带来了一些不便。因此校委会早些时就开始讨论，是否应该统一教材，两者择优取其一。不料，问题一提出来，一些人就力主“统一”到《中文》，同时另一些人要求全部转到《标准中文》。两大“阵营”分明对垒，各执一词，各有褒贬，而互不相让。为了加深对教材的理解，提高教学成效，校委会决定在暑假每年一度的全校教学研讨会上进行这样的公开辩论。
辩论会由总校资深教育顾问杨孝明教授组织并且主持。事前请两大“阵营”各推荐三人，分别代表“甲方”“乙方”，专门准备“辩护词”，并且要现场“答辩”。会上，双方相斜对坐，面向观众听取“公判”。双方轮流，每位代表只能陈述5分钟，另加一分钟接受对方“挑剔”的提问。
代表甲方的中部分校前校长于晖首先发言。他认为，《标准中文》分三个级别共九册书。每学年一册，九年学完，层次非常分明，最适合一般中文学校的体制，因而便于总体管理。相比之下，《中文》分十二册，每学年教一册则学生“吃不饱”，每学期教一册则量太大。全套几年学完，实在不好把握。
可是乙方立即反对：教学进度并无定制，由教师视学生接受情况和家长期望而定。再说，中文学校原本没有固定学制，无论是六年，九年，还是十二年，从头到尾，学生教师恐怕都换过几遍了。所谓“总体管理”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
。
乙方代表爱迪生分校教师宋盛华则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高度赞扬《中文》是“海外中文学校的最好教材”：它拼音独立成册，便于灵活掌握教学时间和进度；十二册课文，内容丰富多样，适合海外孩子在学习语言的同时从多方面了解中国的文化；更在字词句这些语言基础知识方面由浅入深地巧妙安排，完全符合语文教学规律。这么好的教材，为什么要“转”走不用呢？
甲方对于宋老师的高度评价似乎无以反驳，但是并不轻易放过，针对其“最好的教材”这一判断提出疑问：“是否比较过各种其他教材”？宋老师倒也坦言承认：“没有”。随后又强调：教学实践中确实觉得教材非常“顺手”，实在无法接受“转”到别一种教材的提议。
又轮到甲方代表了。中部分校资深校长忻苏婷立即把听众引进了深入的思考：两种教材在形式上似乎很相象，都漂漂亮亮的让人爱不释手。可是实际上，两者在深层的理论背景，教学理念方面有着很大的区别。比如，《中文》一开头就教基本数字，教“山石田土”“木禾米牙”这样的基本汉字。从汉语的教学传统来看好像很自然。可是生活在美国的一年级学生，有多少次实际使用（单独的一个）“牙”字，“禾”字？
这些跟他们生活脱节的“遥远”的汉字，怎么能够每次课都学会十几个呢？《中文》偏重于汉语字词句要求，生字量大，课文文学色彩也太重，总之，是脱离现实需要。《标准中文》则不同：一开始，是“你好”“我是大卫”，“我是小云”。完全是小朋友熟悉的日常对话，一课就要求“大”“小”两个生字。显然，《标准中文》从实用出发，注重对话和使用，贴近实际生活，巧妙安排生字重复出现，因而非常适合这些海外生长，把中文当作外语来学习的孩子。
忻校长的分析的确令人深思，赢来一阵热烈掌声。可是乙方代表不以为然：我们的学生大多数应该已经掌握了中文听说，到中文学校要着重解决的就是“识字通文”。非要让他们去重复那些早就太容易的对话，一次学两个生字，不是浪费时间吗？可是浪费不起呀！
乙方代表爱迪生分校环茹老师继续赞扬《中文》：生字，词汇的选取有可靠的科学依据，更在编排上下足了功夫，前后衔接得非常好；除了第一册里几篇特别安排的“集中识字”课文以外，课文的内容都很贴近孩子的生活，既能体现中文的文学优美性，又很能够启发学生。她还举出7岁学生从“下雨了”课文模仿作出“下雪了”的诗文，喜形于色，感动得听众报以一阵热烈掌声。
甲方代表仍然不服，就《中文》的教学份量和进度提出疑问。环老师一一给与回答。她说，只要教师掌握好轻重快慢，课文和作业都显得既丰富又实际可行，没有“太重”的问题。
轮到甲方代表北部分校副校长许怡静发言了。她展示《标准中文》在内容选取和衔接安排方面的功夫：课文中的学生对话，从北京说到西安，接着自然转换到上海，黄山。几乎完全是学生们暑期的实际生活，又很巧妙的介绍了中国的地理和名山名胜，一举多得。
最后是奔腾分校资深教师张悦代表乙方发言。她认为，中文教学必须依据中文“象形表意文字”的基本特点，本质上是“识字”的教学。不然，会说中文仍然是中文“文盲”，这是中文的特殊性。从基本字出发，“根字“出发，注重偏旁部首，循序渐进，是教学成功的基本保证。以此来看，《中文》显然更为成功。同时，《中文》的课后阅读文章，学生练习手册，内容都非常广泛，相互关联，整体性强，教师手册也很实用。再次照应忻苏婷校长的发言，张悦认为，学生的实际状况是，绝大部分本来就会听说，到中文学校的主要任务就是识字。因此，应当选择《中文》。
张老师的发言让人感到“行家”说话的份量。可是发言完毕后，她似乎又来了个“倒戈”，出人意料地又说了一番：“现在发言结束了，我是不是可以不为’乙方’讲话了？ 站在更“公正”的立场上，我们看到，对于起点比较低，需要从听说开始的学生，特别是缺少家庭汉语环境的孩子，《标准中文》更加合适。所以我们学校总体上采用《中文》，而对于为没有中文家庭背景孩子开设的CSL 班级，将采用《标准中文》。问题是要看清什么样的学生，需要的是什么。”
轮到听众（都是教师和校务管理人员）提问发言了。人们还就两套教材的教学效果，转学衔接，以及教材供应等有关问题提出讨论。可惜的是，两套教材分册方法不同，很难简单对应，目前也还没有简单的方法来比较最终的教学效果。但是普遍的看法是，从《中文》过来的学生似乎语文基础比较扎实，转到《标准中文》比较容易适应；反过来则显得难度大一些。
应邀从密西根赶来参加华夏研讨会的全美中文学校协会会长郑良根高兴地插话。作为《中文》的编者之一，当时做过很多深入的研究才拟定了这套教材的编写方案。在字词选取方面，根据国家对外汉语教学的《词汇大纲》和常用汉字使用频率严格筛选而成。代表们的体会与编写初衷可谓是完全相符。教师校长们对教材有如此深刻的理解，实在让编者又吃惊又高兴。其实同样这套编写方案也跟人民教育出版社《标准中文》编写人员进行过详细探讨，因此两套教材在许多方面非常相似。当时就担心过造成“瑜亮之争”。不过现在看来，多一套教材，总是让用户多一种选择，是海外中文教育的福音。两套各有所长，不是高下之分，而是适用范围不同。郑良根会长同时透露，国务院侨办正不断加强对海外中文教育支持的力度，已经正式指定《中文》教材在美国的发行代理，以免费出书，限定发行成本的方法服务全美中文学校协会的会员学校，保证供应，必要时教材空运也在所不惜。而且，目前正在筹划修订《中文》教材。欢迎教师们提出各种各样的意见。至于使用那一套教材，协会不作规定（也没有这样的行政权力），而是鼓励会员根据需要选取，乐于见到两者互补，共同推进中文教育。
特地从北京前来参加华夏研讨会的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姜明宝教授也在场。该办公室除了对两套教材都有过经费支持外，姜教授本人就参加了两套教材的编审工作。他指出，没有那一套教材是十全十美的，也不可能是万能的。同时支持两套教材的编写，就是为了有不同的风格，适合不同的需要。这样的研讨会，可以加深对教材的编写意图和适用范围的理解。因此，既不要以“高下”来区分这两套教材，也不可盲目取舍，厚此薄彼。
辩论还可以继续下去。可是限于时间，主持人杨孝明教授只好准备收场。他总结道，双方都有备而来，而且都言之成理。看来谁也说服不了对方，分不出“高下”了。但是“辩论会”已经收到更理想的效果：真理越辩越明。通过辩论，让我们更进一步了解了两套教材的各自特点。它们都是很好的教材，适合不同的需要。这样，选取上就可以更加准确地各取所需，达到最佳教学效果。这场辩论会以既客观，又科学，而且轻松友好的方式举行，因此很有说服力。辩论会还给中文学校的教学管理工作提示了一个新的视角：教材问题上应该尽量避免“行政”手段，而要从教学需要出发，根据“专家们”的意见来确定。
